解密刘长乐与凤凰卫视之二【转载】

刘长乐与凤凰卫视的故事之二【转载】

刘长乐习用的政治技巧

《多维月刊》第七期在香港出版（多维社）
“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是走向更民主，更开放”，他在坦率的时候说。“中国领导人知道这一点。他们可能不想思考这些问题，但那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客观问题。”

“我常与相当高层的领导讨论这些问题。西方议会的方式现今不可能。我认为像台湾竞选，或韩国、日本那样的体制，都不可能。”

“中国太大了，八九亿人口是文盲”，他说，将中国官方的数据放大了10倍。“马上推行一种激荡的民主改革理念是行不通的，我深信这一点。中国必须走向民主，这我也深信不疑，但在时间和方式上，我感觉我们不会完全照搬西方的速度和西方的方式。”

问到是否支持一党制，刘犹豫了，说书面回答。一周后他给了答复，显示了他的习用的政治技巧--有人说是滑头。

“关于‘一党制’，取决于你如何看，”他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写道。“通常，‘一党制’会导致独裁和封闭。中国现在仍是‘一党制’，但独裁吗？封闭吗？我想谁也不可能再在中国搞独裁和封闭，因为大环境不允许。”

“我认为凤凰电视网在中国民主体制建设中可以起到促进的作用，”他补充说，“但必须有序、渐进地进行。”

早年刘就知道与***共事的好处和风险。作为拥有汽车和游泳池的党的高级干部的儿子，他有个舒适的童年。

但在毛泽东的典型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文化革命期间，他父母成了政治罪人被送去劳改营。15岁时，他目睹自己的父亲戴着高帽在西部城市兰州游街。19岁 时，他通过参军得以逃避了困境。“刘说，此后十年他在工兵部队，修路架桥，还参加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抢险。他入了党，业余时间给军报写新闻。“全是关 于学习毛着的文章，或关于部队学习马克思、恩格斯着作的报道，”他回忆道。“但人们认为我是天才。”

文化大革命结束后，刘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军事记者。八十年代，他同事回忆说他与那些担心失败而不敢现场直播的人辩论，要求去现场报道中国的第一枚火箭发射。还有人记得他坚持登上潜艇报道潜艇试验。

如果说刘赞成开放，他也从来不会危及自己的职业。他制作宣传品，被提拔为管理者，成为一个以善于结交高官着称的记者。